法事法会

当代大陆汉传佛教比丘尼的新动向

字号+ 作者:听听海 来源:未知 2015-04-08 22:08 我要评论( )

佛法的弘通在于四众弟子的教化、宣说,他们以种种身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基于大乘菩萨同事、利行的方便从事各种利生事业。而比丘尼作为一支生力军


佛法的弘通在于四众弟子的教化、宣说,他们以种种身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基于大乘菩萨同事、利行的方便从事各种利生事业。而比丘尼作为一支生力军,在这支弘法的队伍中,渐渐突现出其特有的作用。他们中的一些“先知先觉”者不再局限于在庵堂中成日念弥陀,以自立为主修道方式,而是以更深远的眼光组建大规模比丘尼僧团。从师徒相袭的子孙庙到今天的十方丛林,其中所行的道路可说是曲折而艰辛的。
时代虽然在呼唤进步,但佛门中固守的某些传统却是根深蒂固的。在吸取精华,扬弃糟粕的抉择中,人们往往是“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时时处于“把农药混合着五谷一起吞下”的难堪。在这新旧交替的衔接中,当代大陆汉传佛教比丘尼其动向、表现如何呢?
一.传统佛教的反思
近代佛教思想变革的过程,也是比丘尼自觉、自信、自立的写照。比丘尼僧团过去的自轻意识和依附思想,实际上与中国传统佛教文化背景不可分割。
中国佛教根植于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文化土壤,儒家鲜明的入世基调早已有其自身的拥簇。后来的佛教,宣传上避其锋芒,大乘入世担当的菩萨精神因而未被强调。
但众所周知,佛教在中土的第一次中兴始于魏晋,这时期的社会文化风气以玄学、清谈为主。佛教中出世的一面迅速为当时的士人阶层所接受,这也为以后佛教在中原的发展定下了出世的基调。发展至禅宗,佛教的入世担当、利乐有情,进一步被淡化,以至人们谈及佛教,想到的便是看破红尘,淡化名利,未能入世、出世两全并重的传统佛教,使重视现实生活的广大民众对其抱有抵触情绪,世人眼中的佛教片面的被曲解为士人的玄学、禅学。
佛教在中国的入乡随俗,虽未放弃其核心精神,但与中国本土多元文化碰撞、适应与融通的历程中,打上了本土文化的烙印。这一过程利弊并存。利,特别是在律制方面,中国的高僧大德以本土文化背景和现实社会状况为出发点,对印度戒律不全盘照搬,而是采取扬弃的态度,因而有了“百丈清规”等中式规约;但为了适应广大民众祈福消灾的低层次信仰需要,教法中有求必应,信则得救的内容被突出甚至放大,学佛变作求福,寺庙成为神祠,僧尼变形为通天晓地之辈。
必须承认,佛教世俗化的一面扩大了影响力,但同时也对原始佛教不共世法的特质产生了负面作用。佛法教义的真趣鲜为人知,而高僧德行、本记公案、神通异能却广为流传。佛教在世间的传播演绎为士人的禅学,民间的鬼神迷信也就不足为怪了。在现代,特别是注重科学与理性的年轻一代来说,更是难以产生共鸣,往往因先入为主的误解,在佛教的门前驻足不前。
中国古代封建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也是政府对佛教日益控制,打压的过程。佛教团体及寺庙逐渐被局限于山门之内,众多寺院在长期受压过程中,也亦步亦趋的走上了封建制的轨道,凸显出强烈的宗法色彩。
在管理上表现为以住持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提倡“百善孝为先”的儒家家风。对下,以法脉相承为联系纽带,寺院变相为家族。此类恶性循环,明显背离了佛陀以“六合和”为宗旨组建僧团的初衷。皈依三宝的意义被曲解为皈依个人,皈依弟子的多寡成为彼此势力比拼的资粮,灯灯相续的传承变质为对寺院继承权的争夺。其结果,是道场之间忙于分地割据(占山为王),疏于对佛教整体利益的考虑。这种只顾本集团利益的小我行为,使佛教利益众生关怀个体的本旨渐失。
二.近代比丘尼僧团发展状况
十年文革,毁掉的不仅仅是文化。当人们从纯真理的狂热追求中冷静下来时,对于宗教信仰产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即“谈宗教信仰色变者”与“隐性宗教信仰者”。前者基于文革中极左思潮的熏习,把信仰视为异端,从事宗教活动的宗教师和信徒,自然被其划入“迷信者”的行列;而“隐性信仰者”,面对人生的种种无奈,从实际生活中真切的体会到苦、空、无常的内涵,内心有对信仰的需求,但妨于政治等诸多因素的顾虑,其信仰往往采取半遮半掩的方式。这包括在文革中被迫蓄发回家务工、务农的部分佛教比丘尼,笔者即亲见内地某尼师,宗教政策恢复后回到原住寺庙,由于对那段“毁寺逐僧”历史的心有余悸,一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即将往生时,才剃发重现僧相。
面对前者的不屑和后者的怯懦,众多的尼师忍辱负重,投入到恢复寺庙,重塑佛像……的先期工作中。经历十年文革的信仰断层,他们中的一些长老尼,更加认识到培养僧才的可贵,在极其艰苦的物质条件下,节衣缩食创办尼众佛学院,为了延续佛灯,传佛慧命可谓是呕心沥血。
自从本世纪七十年代末,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后,僧团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恢复正常的佛事活动以及以自养为目的的各项生产的开展。在此情况下,昔日祖庭重兴,新建寺庙也如同雨后春笋般的簇立。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为佛陀慈悲精神的感召走入佛门,成为在家信徒或者出家众,但是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在社会不断进步的今天,当代佛弟子,特别是以弘法为家务的出家众更是任重而道远。现实的情况是堪忧的,“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悲愿却让我们不能以丝毫的懈怠来推延。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比丘尼僧团又是如何立足于女性本位而自利、利他的呢?由于历史的原因,比丘尼僧团长期处于依附比丘僧团的现状。他们要么与比丘同一道场,从事内务,对外弘法事业鲜有问津。要么居于比丘丛林的下院,生活必需品由上院提供,内部管理由上院统一协调管理。长时的依赖造成尼众的自我幻觉,往往对号入座,认为女性生就的“业障深重”。再对照传统儒家所宣扬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论调,便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划入“受保护者的行列”。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除了求生净土,或者女转男身以外,哪还有别的出路可寻。自顾尚且无暇,何言顾他。对于修学法门的选择,缺乏对症下药的认知,而是成为流行什么法门就跟着学什么,由此带来的恶性循环使亲近善士变为新一轮的造星运动。在行持的方式上与学戒的侧重于对微细戒相的精细再精细分析,平日探讨的也大多是女性业重,不能搭红色祖衣,否则要堕几层地狱等。修学净土的,重视的是念佛的数量累积,却忽视了往生净土的必备条件──福德资粮具足。由于对缘起正见没有深入的了解,无法具备在闻思修的基础上对整体佛法的把握,故而这种自我的性别认同所带来的暗示危机是显而易见的。
近年来在大陆比丘尼中兴起学戒的热潮,众多学众从四面八方涌向学戒道场,试图通过身心的严格训练去除习气,成就道业。但是,由于在家时文化素养偏低,出家后又轻视对经教的深入学习,面对古德的遗教往往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在此种状况下,死背戒条,迷信权威也是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学习戒律无法从制戒的根本精神着眼,只好在枝微末节处打算。笔者身居僧团,在学戒的过程中与周遭的住众同样面临着这种困境,其表现方式略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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